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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1 星期四 農歷六月初四 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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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銘輝、張中元:“一帶一路”背景下的國際產能合作 ——以中國—印尼合作為例

發布時間:2017-07-18 16:47:28 信息來源: 作者:

 

引子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進入務實合作階段,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雙邊產能合作呈現出較快發展的局面。 印尼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加強本地化的政策,鼓勵國內外企業在印尼建廠投資擴展產業鏈,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為印尼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也為促進中國—印尼之間的產能合作創造了條件。

 

本文在分析印尼產業政策特點與最新發展趨勢的基礎上, 討論加強中國—印尼產能合作的可行性與適合中國—印尼之間構建價值鏈的產業,認為在農業、采礦業、加工業以及造船業、信息通訊業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可以發揮我國技術、資金上的優勢,使中國特色產能在印尼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

 

 

2015年5月16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 “兩個重點”:

 

一是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 12 個重點行業作為重點,推進國際產能合作;

 

二是將與我國裝備和產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強烈、合作條件和基礎好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重點國別。隨后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對60多個國家進行了需求調查,初步圈定了15個意愿比較強烈、基礎比較好的國家進行國際產能合作,這些國家分布在亞洲、非洲、拉美和歐洲,主要是通過投資建廠,建設生產線、基礎設施、產業鏈、 產業集聚區來實施國際產能和裝備合作。

 

推動對外產能合作已上升為中國國家戰略, 被視為“走出去” 戰略的升級版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途徑。

 

                   

一、“一帶一路” 倡議與國際產能合作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沿線經濟體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分工體系,將原有的東亞生產網絡延伸至歐亞大陸并構建新的生產網絡和消費市場,為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力。

 

“一帶一路”沿線是全球人口聚集區,對基礎設施建設有巨大的需求,而基礎設施的投資量大、工程量大,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必將極大地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有效促進中國以及沿線國家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目前全球價值鏈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國際產能合作的實踐證明,構建合理的全球價值鏈可以使得企業在全球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企業利潤,也使得合作各方經濟都獲得發展。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正是得益于國內產業對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嵌入。

 

宋玉華和張海燕( 2014 )利用包括中國、印尼等亞太九國的價值鏈模型判斷各國增加值創造能力與各國間經濟依存關系, 結果發現中國在亞太價值鏈,乃至全球價值鏈中充當最大的中間品提供者,亞太八國對中國中間品出口有明顯的依賴性; 這種分工合作為中國融入亞太價值鏈提供了快捷通道,為亞太區域數量龐大的企業帶來豐厚利潤,成為深化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紐帶,有效發揮這一積極因素加強中國與區域內國家的合作,有助于中國將中間品加工制造環節的成本價格優勢再造為包括價格、技術、服務等在內的綜合優勢。

     

盡管新興經濟體價值鏈分工參與程度在不斷提升,并獲取了參與價值鏈分工的經濟增長效應, 但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還處于利用資源、 勞動力等初級要素的發展階段,以低廉勞動參與全球價值鏈中勞動密集型環節對外國技術、資本依賴較強,容易形成低端環節的分工鎖定效應,同時會面對眾多發展中國家低廉勞動力的競爭,其國際貿易利益必然會進一步受到擠壓。 

 

雖然東亞生產網絡具有很強的結構性與互補性, 是目前中間投入品貿易最活躍的市場, 但由于東亞各經濟體對東亞生產網絡缺乏控制力,缺乏區域內能夠創造全球價值鏈條的領軍企業,缺乏有效的區域內市場,隨著生產網絡成員的發展,有可能出現局部的產業替代與轉移,進而打破東亞生產網絡的現有格局。

 

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以“重振制造業”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中國企業原有的成本優勢日益減弱,以出口或代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中小制造企業,由中國向越南、緬甸、印度等勞動力和資源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轉移,國際產業轉移呈現出“雙向轉移”現象:即產業高端鏈條回流歐美發達國家,低端鏈條向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目前很大一部分中國制造業企業從事著中間品加工和最終產品組裝, 處于價值鏈中低端位置, 缺乏核心競爭力, 導致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出現, 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到了必須轉型的十字路口。 中國的產業發展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產業價值鏈升級刻不容緩。

 

如果將來中國還依附于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 則難以從根本上突破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制約。因此新興經濟體之間應通過合作,加大各自價值鏈分工參與度,延長國內價值鏈,提升價值鏈分工地位和國際貿易地位,甚至嘗試構建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區域價值鏈, 形成以本國企業為核心或主導的價值鏈分工體系,以此最大程度地獲取價值鏈分工利益。

 

孟祺( 2016 )在分析“一帶一路” 國家制造業發展狀況的基礎上, 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工業競爭力指標計算了 “一帶一路”分區域的制造業競爭力狀況,結果發現區域內部分國家迫切需要制造業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一些研究也發現亞洲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選址與組織重構方面可以發揮關鍵與戰略性作用:如泰國是全球最大的木薯產品出口國,而加蓬熱帶木材出口貿易占全球的16% ,拉斐爾·凱普琳斯戈等人( 2011 )分析了從泰國出口到中國的木薯以及從加蓬出口到中國的木材,發現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對食品和能源的需求增加了對木薯的進口,對熱帶原木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這兩個國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已從歐洲轉移到中國。

     

目前在發達國家持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驅動者替代發達國家的需求驅動者為低收入國家以及他們之間構建的價值鏈參與者帶來許多優勢,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驅動者首先提供了一個快速反應的需求來源,允許出口經濟體和企業獲得規模經濟收益并降低其成本,與中國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帶來了額外的收益。

 

此外,沒有證據表明所有國際標準都對低收入水平國家有利,以更高的安全標準或滿足發達國家社會倫理要求,而發展中國家的小企業主與農民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可能性,但發展中國家之間構建價值鏈對他們而言可能是消除了進入壁壘。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產業結構加速調整,基礎設施建設方興未艾,大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這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重要機遇。目前中國的產能雖有富余但并不落后,一大部分產能處于中端及中高端水平,這些產能在技術上先進適用,性價比高,特別符合東盟國家的現實需要和承載能力, 有利于發揮東盟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 因而具有國際競爭力。

 

因此,中國與區域內國家合作構造全球價值鏈以打造命運共同體, 即便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全球范圍的拓展, 但可以在局部范圍內,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內實現。

                    

 

二、 宏觀利益對接是產能合作的基礎

     

國際產能合作必須緊密結合我國的重大倡議和規劃,也要與有關國家發展戰略和中長期規劃結合,中國推進國際產能合作需要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量身訂做,選擇國家建立合作機制, 形成境外產能合作示范基地。 

 

印度尼西亞礦產資源豐富、地緣位置重要,是“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國家,近年來印尼經濟增長強勁, 與中國經貿關系日益緊密。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印尼提出“全球海洋支點” 構想并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的背景下,中國和印尼兩國在雙方領導人多次會見和互訪后,雙邊產能合作呈現出較快發展的局面。

 

加強與印尼的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是中國與亞洲新興國家開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促進雙方不斷提升技術、質量和服務水平以增強整體素質和核心競爭力,中國—印尼產能合作不僅創造就業崗位,提高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還能促進印尼經濟結構加快轉型。

     

亞洲金融危機中印度尼西亞是受沖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印尼原有的工業發展計劃( 25 年的長遠發展規劃和第六個五年發展計劃)被迫中斷,其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受阻,印尼政府開始調整經濟發展和工業發展戰略,加大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 使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由出口帶動轉變為由投資、 消費和出口共同驅動的增長模式。

 

2007 年印尼政府出臺“國家長期發展規劃”( Long-Term NationalDevelopment Plan )(第 27 號法律文 件 ,Rencana PembangunanJangka Panjang Nasional , 簡稱為RPJPN ),時間跨度為 2005-2025年。 “國家長期發展規劃”將工業部門作為加強經濟增長的引擎,農業、采礦業、服務提供有效的支持, 規劃承諾消除壟斷行為和其他市場扭曲,提高初級部門(包括采礦業) 的效率以促進企業在本地和國際上的競爭力,支持中小企業融入價值鏈,通過產品加工和多元化價值鏈發展 (下游發展)、結構深化(上游發展)以及垂直一體化(上游和下游的發展),加強其在前向、 后向價值鏈中的聯系以及企業間橫向的產業間的聯系。
     

規劃將滿足以下一個或多個標準的制造業子行業作為重點發展行業:創造就業、滿足國內需求(如食品或藥品)、 加工國內自然資源(包括農業資源)、具有出口發展潛力;礦業產業必須至少要滿足以上四條標準中的兩條。“國家長期發展規劃” 還強調制度與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包括交通、通訊、能源、技術、測試、標準化、 質量控制機構等基礎設施都是參與全球價值鏈不可或缺的基礎和能力;印尼要想擺脫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的狀況, 還需要大力普及行業教育、提供培訓設施。

     

2008 年簽署的國家產業政策為印度尼西亞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 設定了一個到2025 年的長期工業發展遠景。2010 年工業部規劃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設想, 認為印度尼西亞在2020 年成為新的工業發達國家,在 2025 年要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 在該計劃中由中央政府規劃的 35 個優先級的產業集群進一步分為農業產業集群( 12個)、運輸設備產業( 4 個)、電子和通信技術產業( 3 個)、基礎材料產業( 4 個,其中之一是鋼鐵行業)、機械行業( 2 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 2 個)、具體的創意產業( 3 個)和具體的中小型工業( 5個)。

 

除了這 35 個集群,該計劃還基于國家的稟賦確定了具有高競爭力的未來產業: 以農業為基礎的工業、運輸業、信息技術和電信設備產業, 將被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這些產業集群依賴于知識、熟練勞動力和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因此是可持續發展的。但該文件僅表示要成為一個新的工業發達國家印尼應符合的標準, 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差異并不確。

     

除了“國家長期發展計劃”與2008 年的國家產業政策,印尼于2011 年推出了“加速擴張印度尼西 亞 經 濟 發 展 總 體 規 劃 ” ( In-donesian Master Plan for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donesiaEconomic Development, 簡 稱 為MP3EI )。 MP3EI 確定了重點發展的八大領域:農業、礦業、能源、工業、海運、旅游、電信、以及戰略領域開發, 八大領域還進一步細化為 22 個子行業,其中包括鎳、銅、鋁礬土,以及鋼鐵等,旨在鼓勵快速、均衡、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其目標是到 2025 年印度尼西亞 成 為 一 個 高 收 入 國 家 , 到2025 、 2050 年分別成為世界第十和第六大經體。

 

為迎接 2015 年東盟經濟一體化,印尼政府在 2013 年就提出優先發展印尼在國際市場上較有優勢的產業,主要包括棕櫚油、可可、漁產品加工、紡織業、家具、食品加工、化工、機械及零部件和金屬冶煉加工等 9 大產業。事實上,印尼制造商不僅進口機械、 重型設備等資本產品, 工業制造原材料和半成品也嚴重依賴進口,印尼前工業部長希達亞特呼吁新政府繼續高度重視下游工業發展,認為只有通過發展下游工業,才能發揮印尼自然資源豐富的優勢。 政府應通過財政激勵政策和優惠政策, 扶持戰略性工業特別是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 以降低對進口產品的依賴。 2013 年 12月 9 日新《工業法》草案在議會案通過, 2014 年簽署頒布了新 《工業法》, 該法案取代了 1984 工業事 務 法 ( Industrial Affairs of1984 , 5 號法案)。
     

新《工業法》的主要目標是增強本國制造業競爭力, 減少對進口零件和機械的依賴, 為印尼重點發展進口替代產業和下游工業奠定法律基礎。 在新法案的關鍵條款中包括: 通過國內加工業的發展提高資源的增加值 (第 31條)、工業部對國有和民營企業產業 的 發 展 提供 融 資 便 利 ( 第44-45 條)、發展由國家控制的戰略性行(84 條)、工業安全措施由部長建議但必須由總統決定(第 97 條)等條款。印尼政府期望通過提供免稅期、減免稅、保障能源電力供應、激勵開發新能源、取消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免稅、政府入股參與原礦冶煉、 加強抵制走私法律保障、 建立天然氣本地市場供應體系、 對棕櫚油和可可等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等一系列措施加強本國制造業原材料供應, 大力發展制造業和進口替代產業。
     

可見, 無論從印度尼西亞政府的國家長期發展規劃還是產業政策法規角度, 印尼政府優先發展的產業集中于兩個領域, 一方面是本國優勢產業,如農業、食品加工、礦業等產業,另一方面主要是印尼政府政策支持的, 能夠幫助延伸價值鏈并提高印尼國家競爭力的產業,如交通運輸、電子信息、化工等產業。從國際產能合作的需求層面來看, 針對性地量身訂做中國—印尼雙邊產能合作有必要與印尼政府的發展戰略和規劃結合, 在上述兩個領域內有選擇地建立合作機制。
                   

 

三、 基于產業價值鏈構建產能合

    

(一)農業及其產品加工

    

印尼農業領域投資潛力巨大,農業是除基礎設施、工業外印尼重點推薦投資領域之一。 2010-2015 年間印尼農業及其相關產品加工行業增加值與所占比例,其中糧食、種植園作物占農業產值的比率基本相當,均在 30% 以上;食品飲料產業增加值較高,到 2015 年達到 647萬億印尼盾,占制造業增加值 的26.9% ,橡膠及其制品增加值較低,其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率有逐年降 低 趨 勢,到 2015 年 為3.57% 。
     

近年來印尼農業領域投資額大幅增長,據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統計,2005 年印尼農業領域(糧食與種植園)的本地投資為3.1 萬億印尼盾,到 2015 年則達到 12 萬億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更是高達 8.77 萬億印尼盾;2005 年食品飲料業本地投資為4.5 萬億印尼盾,到 2015 年則達到 24.5 萬億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為 8.9 萬億印尼盾;2005 年橡膠及其制品業本地投資為 0.68萬億印尼盾, 到 2015 年則達到3.7 萬億印尼盾,2016 年第一季度為 0.8 萬億印尼盾。

 

2005 年印尼農業領域(糧食與種植園)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 1.7 億美元, 到 2015 年則達到 20.7 億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為1.8億美元;2005 年食品飲料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 6.0 億美元,到 2015 年則達到 15.2 億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為 4.7 億美元;2005 年橡膠及其制品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 3.9 億美元,到 2015 年則達到 6.9 億美元,2016 年第一季度為 2 億美元。

     

糧食安全仍然是印度尼西亞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 中國—印尼兩國在種植業領域具有廣泛的合作前景。 2015 年起印尼政府向集成型農產業 (種植到生產加工的農業生產方式) 提供財政及非財政優惠, 集成型公司的生產活動不僅產生更大利潤, 同時還能產生衍生產品, 提供更廣闊的就業機會,并增強國家外匯儲備,因此政府給予大力支持。 中國企業到印度尼西亞進行種植業和加工業投資,在合作層次、合作領域方面仍具有很大的拓展潛力, 圍繞水稻、玉米、棕櫚油、橡膠、木薯等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 進行從育種、生產資料一直到作物種植、農產品加工和倉儲物流系統的產業合作, 提升印度尼西亞糧食作物生產能力、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通過農產品精深加工、 物流等投資合作,提高投資合作效益。在充分尊重印尼需求的前提下, 著眼大農業產業鏈, 布局種植業上下游環節, 發揮技術、 資金上的優勢, 加快中國—印尼種植業的全產業鏈合作。

    

(二)礦業及其產品加工
     

印尼是全球重要的礦產資源生產國和出口國, 表 2 給出了2010-2015 年間印尼礦業及其相關產品加工行業增加值與所占比例, 其中原油天然氣增加值占采礦業在 2015 年也有所下降,為43.5% , 煤及油氣精煉占制造業的比率也從2010 年的 15.5% 下降到 2015 年的 12.8% ;金屬礦石占采礦業產值的比率從 2010 年的 15.2%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9.1% ;金屬制品是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率從 2010 年的 3.6% 上升到 2015 年的 3.8% 。 

 

采礦業在2010 年的增加值為 718.1 萬億印尼盾, 到 2014 年增加到 1042.9萬億印尼盾, 但 2015 年下降到879.4 萬億印尼盾;需要注意的是采礦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 2010 年的 10.5% 下降到2014 年的 9.9% ,到 2015 年進一步下降到 7.6% 。 2014 年 1 月 11日印尼政府宣布了禁止原礦出口新條例 ( 2014 年 1 號政府條例,以下簡稱“禁令”),并于 1 月 12日正式生效。 該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明確規定未經加工的原礦禁止出口; 二是政府鼓勵礦物在印尼境內加工冶煉; 三是經過選礦或粗加工的精礦石將可以繼續出口至 2017 年 1 月。自從禁止原礦出口以來, 印尼出口受到一定影響,貿易平衡壓力加大,禁令所產生的印尼法律政策的不確定性, 已經逐漸削弱印尼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金屬加工業, 特別是鋼鐵工業具有高附加值, 是戰略性制造行業之一, 近年來印尼鋼鐵行業的生產量和進口量不斷增長,印尼政府希望各項工程優先使用國產鋼材, 以提高國內鋼鐵工業的競爭力, 印尼政府于 2014 年 12月起強制對普通鋼材實施印尼國家標準 ( SNI ), 2015 印尼經過評估鋼鐵類進口稅后財政部決定調升鋼鐵進口稅率, 從原來的 0 —15% 提升至最高 20% , 以保護國內鋼鐵工業免進口鋼材的沖擊。但目前印尼國內供應量無法滿足需求,調高進口稅后,印尼企業不得不以更高價格購買鋼材, 隨著印尼經濟增長而繼續提高, 預計2019 年印尼鋼材需求將達 1746萬噸。 

 

目前印尼國內鋼鐵廠總數為 352 座,主要分布于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加里曼丹島和蘇拉威西島,其中大部份集中于爪哇島,年產能約 800 萬噸。印尼國內金屬原料豐富,且發展潛力巨大,是金屬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機遇。鋼鐵企業作為中國優勢產能行業, 可積極發展與印尼鋼鐵產能合作,推動中國技術、標準和服務“走出去”,以投資、技術合作等多種方式, 參與印尼鋼鐵生產基地建設以帶動鋼鐵裝備對外輸出。

     

近年來印尼采礦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增長, 2005年采礦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 0.59 億美元, 到 2015 年則達到 40 億美元, 但低于 2013 年的 48.2 億美元。 本地投資則從2005 年的 1.4 萬億印尼盾提高到2013 年的 18.8 萬億印尼盾,但到2015 年下降為 3.9 萬億印尼盾。

 

進入 2016 年以來,由于在全球市場上幾乎所有的礦產品價格普遍下跌, 導致許多礦業公司財務發生困難, 致使沒有足夠的資金建設加工與冶煉廠, 2016 年第一季度本地投資采礦業僅為 0.19 萬億印尼盾, 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為 1.9 億美元, 印尼政府為挽救國內礦業企業免于倒閉,政府與國會正醞釀修改 2009 年有關礦物與煤炭的第 4 號法令,欲撤銷原礦出口的禁令, 重新開放原礦出口渠道??傊?,印尼政府對礦業投資活動干預較多, 希望更多的本土化因素參與到礦產資源的開采之中以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企業在投資印度尼西亞礦業之前應當客觀分析投資環境,科學評估投資風險,全面把握礦業投資的相關法律制度,理性做出投資選擇。

    

 

(三)高新技術產業
     

印尼制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較低且有下降趨勢,到 2015 年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 20.1% ; 高新技術產業中除了機械設備占制造業增加值的比率變化不大外,化學制藥、計算機、電子、光學、交通設備是占制造業產值的比率均有所上升。 信息通訊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變化也不大, 但運輸倉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變化較大, 從 2010 年的 3.6% 上 升 到2015 年的 5.0% 。
     

發展國內造船工業已成為印尼優先發展目標, 佐科總統已命令印尼政府部門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禁止向外國采購船舶, 以促進本國造船業發展。 預計印尼每年對船舶的需求量為 1000 艘,印尼本國的生產能力只有 30% ,由于鋼鐵工業薄弱、 缺乏完整的零部件及原料等輔助工業、 融資成本高昂、 征地困難及稅務配套等問題,印尼造船業發展較為緩慢,造船企業的技術能力相對偏低,因此需要進口大量船舶, 提高印尼國內海上運輸能力。

 

目前中國已超越韓國, 成為全球造船第一大國, 中國造船業在國際處于較為領先地位,具有技術、資金、成本等整體優勢, 將是印尼船舶進口的理想合作伙伴。 目前印尼對國內造船業進口配件征收較高的進口關稅,導致船舶造價較高,不利于國內造船業發展, 迫使企業從中國等進口性價比更高的輪船。2015 年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采取步驟促進本國造船業發展,與有關協會統計在印尼有需要但本國沒有生產能力的船舶情況向投資者推介, 投資范圍限于印尼本國無法制造的船舶類型與船舶零部件綜合制造投資。

     

印尼信息通訊基數設施建設目前還很薄弱, 行業發展前景非常廣闊, 印尼政府將重點提升全國網絡普及率并在各行業推廣信息通訊技術的應用, 2015 年印尼工業部倡議在爪哇至巴厘、 蘇拉威西、 蘇門答臘建設 5 個信息科技與通訊工業中心, 推動信息科技與通訊、 軟件、 多媒體產業發展。 由于這一類商品的進口量大于出口, 政府希望在 2016-2020年 該 類 產 業 能 夠 自 給 , 在2021-2025 年能具有國際競爭力并出口, 印尼政府將要求進口商3年內在印尼建立相關產業。未來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指引下,伴隨著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中國—印尼之間不僅可以加強通訊行業的產能合作, 還可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 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 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 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高端技術重點領域, 中國特色產能將在印尼乃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進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及建議
     

基于雙方產業優勢互補和宏觀利益對接的國際產能合作才能成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長期可持續項目,即使如此,做好國際產能合作仍然需要從注意宏觀和微觀的配合, 特別是微觀企業層面如何落實國際產能合作, 仍然是考驗國際產能合作成敗的關鍵影響因素。

    

(一)堅持企業主導,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
     

中國—印尼產能合作要堅持企業主導、市場導向原則,要在中國—印尼產能合作中獲得成功,關鍵是要增強企業自身市場競爭力。 因此到印尼投資合作的企業要找準定位、揚長避短,制定長期國際化戰略, 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 樹立品牌競爭意識和實施品牌戰略管理, 提高國際知名度,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日本跨國公司“母子工廠”體系為中國企業增強國際競爭力提供了可借鑒的思路,通過“母子工廠”體系建設, 既有序推進中國過剩產能的輸出和轉移, 又通過提高本土的生產效率, 提升競爭能力。 此外, 國內企業在印尼還應該避免同質競爭、惡性競爭,由于有價值的投資項目是稀缺資源, 有可能發生國內多家企業在同一項目上競爭,互挖墻腳,最后導致兩敗俱傷; 我國企業在印尼應發揮互補和協調優勢,強強聯合形成合力;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加強在這方面的協調, 防止國內企業在投資過程中發生惡性競爭。

    

(二) 加快建設產業園區,使其成為承接中國—印尼產能合作的重要平臺。
     

海外工業園區是企業赴海外投資的一種較好的方式, 有利于規?;?、集群化,有利于企業降低海外投資成本, 構建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并降低風險。 2014 年印尼政府計劃加速發展爪哇島以外地區的工業園區, 希望通過建設工業園區和發展道路、 電力等基礎設施等方式幫助爪哇島外地區吸引投資, 同時提高印尼工業園區的競爭力。

 

印尼政府計劃未來 20年內,在爪哇島以外地區建立 36個工業園區, 投資數十億美元帶動當地基礎設施發展, 使之成為本地區的工業中心。 近 5 年內( 2014-2019 年)印尼政府為促進各地區平衡發展吸引國內外投資, 工業部將集中精力開發建設13 個工業園區。

 

印尼工業部為此訂立了目標, 通過國有企業參與等途徑擴大政府對工業園區的占有比重,提高工業園區競爭力;印尼政府為工業園區和科技園區建設提供財政激勵政策, 并為所在地區的港口、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因此中國方面可通過舉辦說明會、組織實地考察和培訓等方式, 引導國內企業根據印尼的資源分布和基礎設施狀況, 在相關地區建設或入駐園區。例如,蘇拉威西島鎳礦比較豐富, 未來可以在此建立以鎳礦加工為主的工業園; 而加里曼丹的鋁土礦相對較多, 在這里適合建立以鋁土加工為主的工業園。 通過入駐印尼的經貿合作區、產業園區、工業園等,可實現集群式“走出去”,幫助企業實現產業集聚,形成規?;洜I,降低運營成本。

 

 

(三) 主動融入當地社會,積極實施本土化策略
    

企業“走出去”,首先需要面對東道國陌生的法律法規、 經營習慣、 勞工素質、 人文環境等問題, 因此投資印尼的企業要堅持合作共贏理念, 重視與印尼當地有實力的企業、 經驗諳熟的國際公司、相關金融機構等進行合作,部分規避相關風險。 實施本土化經營也是降低經營風險的一項有效策略, 近年來我國有不少企業在印尼投資礦山開發, 禁止原礦出口政策出臺后, 企業在投資礦山開發的同時必須建設相應的加工廠或冶煉廠。 目前印尼政府禁止原礦石出口的決心還是比較大的,隨著出口稅逐年大幅度增加,將使進口商無利可圖。另一方面,印尼的礦山冶煉加工能力又嚴重不足, 許多中小型礦業企業一時也缺少獨立投資建設冶煉廠的能力,而在政府的新政策實施之后,冶煉廠及其他加工廠將有巨大的市場。 因此目前有條件的企業可以選擇時機投資礦山下游項目,盡早在當地建立礦產加工廠或冶煉廠, 有條件的企業可選擇資源和基礎條件較好的地區投資建設原礦加工和冶煉廠或礦業工業區。
     

中國企業在印尼投資發展還要盡力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推動建立當地的產業體系, 增加對當地的人才培訓和教育, 幫助提高當地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盡量雇傭專業對口、 業務突出的當地員工, 利用當地雇員的語言和管理經驗上的優勢, 推動跨國產能合作。同時,對其進行中國國情教育,特別是企業文化塑造,要強化激勵約束機制,提高其忠誠度,形成適合印尼國內特點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 培養一支執行力強的當地員工隊伍。

     

(四)加強研究,降低產能合作風險
     

為應對和降低產能合作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 中國企業到印尼投資,應提前做好印尼市場、行業、金融、法律、稅務等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 以規避投資面臨的各種風險。 雖然目前在中國—印尼友好合作以及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大背景下, 印尼出現政治動蕩的可能性比較小, 政治風險發生的概率比較低, 但企業還是要重視可能存在的政治風險, 企業要積極與駐印尼大使館和經商處保持聯系,定期匯報項目進展,以獲得政府層面對項目的支持。其次,印尼勞工總政策旨在保護印尼本國的勞動力,解決本國就業問題,因此企業要遵守當地勞工法律法規,確保當地就業人數;加強對當地所招工人進行有效的培訓,增加其勞動生產率。第三,印尼產業政策變動較為頻繁, 如原礦限制出口,對礦業投資影響較大。企業需要依靠中國政府從經濟外交層面與印尼政府進行溝通協調;依靠有實力的合作伙伴與印尼政府的緊密關系, 最大程度地避免政策變動可能帶來的意外損失;同時企業要提高礦山管理水平,優化生產工藝, 盡可能的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礦山的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第四,印尼社會信用體系還不夠健全,社會信用環境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有一定差距,商業領域信用問題比較突出,企業要聘請經驗豐富的律師和審計會計師, 認真做好投資前的調查工作。

 

(本文轉自:《國際經濟合作》2017年第3期)

 

作者簡介:

 

沈銘輝,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在《亞太經濟》《國際經濟合作》《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等諸多學術期刊發表過若干學術文章;

 

張中元,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責任編輯:lixue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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