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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張清敏:21世紀中國的外交學研究

發布時間:2018-01-22 13:07:02 信息來源:《國際政治研究》 作者:

作者:受訪者:張清敏,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采訪人:田田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國際政治研究》


編者按  近年來,隨著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外交在國際舞臺上日益活躍,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國際上外交學界更多的關注和重視。中國的外交學學科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當今外交學研究為何繁榮?中國外交學研究有哪些特點?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學派?目前,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未來的發展前景如何?為此,《國際政治研究》特約記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田田葉專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清敏教授。張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對外政策分析理論與中國對外政策,近年來主要研究外交學理論與當代中國外交實踐,著有《當代中國外交》《美國對臺軍售政策研究:決策的視角》等。


田田葉(以下簡稱“田”):您能否先介紹一下中國外交學學科形成和發展的歷程?


張清敏(以下簡稱“張”):外交學研究的對象是外交活動,外交學研究與外交實踐具有密切聯系。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外交活動曾一度非?;钴S,在此基礎上產生了豐富的外交思想。但是,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處于萌芽狀態的中國古代外交失去開花結果的機會,也就不再有外交學的研究。


從源頭看,今天的中國外交學研究是舶來品。外交學及與現代外交有關的基本概念,如民族國家、主權平等、獨立自主等都源于西方。有些是在中國抗拒并付出巨大代價后才開始接受的。如在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意識到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必要性,于1862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機構被看作是現代外交制度在中國的肇始。兩年后,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Martin)將惠頓(H. Wheaton)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國際法翻譯成《萬國法》,成為中國引進的第一部介紹國家間規范的著作。1876年,聯芳、慶常等將德國外交學者查爾斯·馬頓斯的《外交指南》翻譯成《星軺指掌》。國際法和外交學著作被譯成中文表明,與外交相關的思想和理念是伴隨著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而傳入中國的。


有學者認為,1906年美國學者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的《外交實踐》(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及1916年薩道義(Earnest Satow)的《外交實踐指南》(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的出版,是外交學從國際法學分離而自成獨立學科的標志。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中國就有對外交學的介紹。有研究顯示,“中國最早關于國際問題的??锻饨粓蟆?902年提出宜設‘外交學’??啤?。1919年,北京大學改革學科制度,廢科改門設系,將政治學劃歸為法學學科,“政治學系形成了以政治學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學、外交學為主要課程框架的學科體系”。外交學是五門主要學科框架體系中的一個。


從1921到1927年,北京大學政治系必修科目包括“政治和外交史(周覽、陳源主講)”。1927-1937年,政治系的必修課包括“中國外交史”(蔣廷黻主講)和“西洋近代外交史”(張忠紱主講)。在西南聯大時期,又增加了“外交行政”課程。193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后留校任教的陳體強先生在西南聯大講義基礎上出版的《中國外交行政》至今仍然是這個學科難得的佳作。1930年,為培養外交事務專門人才,在南京紅紙廊的政治大學設外交學系,成為“中國最早”“當時獨一無二”的外交學專業。為適應學科發展的需要,這個時期出版了多種外交學的教材和辭典。因此,中國國際法學科奠基人之一的周鯁生先生認為,外交學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中國的一門新學科。


需要指出的是,受歐洲傳統的影響,中國的外交學一開始是作為國際法的一部分而被引進的,當時主要用“國際法”“外交學”或“外交史”等稱謂,還沒有出現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這樣的概念。應該說,外交學是中國國際研究的先驅。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民大學設有外交學系。1954年,在關于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后,為迎接中國外交可能出現的新局面,中央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外交學系的基礎上設立外交學院。此外,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都設立國際政治系,雖然研究側重點不同,但都是以國際政治的面目出現。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始融入國際社會,外交工作迎來新局面。1980年,外交學院復校即設立外交學系,被稱為外交業務系,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國內唯一的外交學系。1996年,教育部開始設立外交學本科專業,包括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開始設立外交學系,至今有24個高校招收外交學專業的研究生。但是,受美國傳統的影響,當今國際研究多被稱為國際關系,國內多數大學設立了國際關系學院或國際關系研究院,外交學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部分。


田:那么,當今中國外交學研究的基本狀況如何?


張:外交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它在中國的興起和發展受到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也受到中國與世界關系,特別是中國處理與世界關系的外交實踐的影響。概括來說,中國外交學的發展經歷了引進、消化或中國化及研究多元化的過程,最終形成了當今中國外交學研究百花齊放的局面。中國的外交學的研究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引進和學習西方外交學的理論和成果。對產生于歐洲的外交學學科,晚清開始有介紹,民國期間有了一些成果。早在1942年,即歐美國家廢除與中國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條約的當年,郭節述將英國外交家尼科爾松(Harold Nicolson)于1939年出版的《外交學》翻譯成中文。新中國成立后,這本書再次被翻譯成中文。1957年,《薩道義外交實踐指南》首次被翻譯成中文,1984年,根據新的版本,又重新翻譯了該書。1949年11月,為了學習蘇聯,新華書店在東北出版發行了摘自時任蘇聯外長維辛斯基主編的外交大辭典的一部分,以《外交》的名字出版,用以指導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改革開放之初,該辭典全書被譯成中文在中國正式發行。這本在當今國際外交學界頗具爭議的外交辭典,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觀視野下的外交學,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時期中國外交的國際傾向,對中國外交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全面走向世界,外交學院周啟朋、楊闖等教授組織編譯的《國外外交學》,不僅翻譯和介紹了歐美主要國家代表性的外交經典,也選擇和翻譯了社會主義蘇聯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外交理論代表,第一次從全球視野引進了國際上主要國家的外交學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觀點。值得一提的是,該書介紹了美國對外政策(比較對外政策)的流派淵源,并把1988年發表于《國際組織》上的“雙層博弈”理論翻譯過來。十年以后,國內學界才開始關注這個理論。后來,周啟朋等又翻譯了巴斯頓的《當代外交》,外交學院教授高飛組織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國外外交學最新研究成果《外交學譯叢》,這些譯著將國外外交學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紹到中國,在中國外交學學科建設上功不可沒。


第二個階段是外交學的中國化。外交學的中國化是中國外交學研究界接受的第一個政治任務,但是,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這個過程是緩慢的。中國學者在翻譯引進國外外交學著作的同時,逐步嘗試出版自己的教材。直到1997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本《外交學概論》才得以出版。隨后又有多種版本的外交學教材,在數量上已經超過民國時期的成果。


除了這些基本的教材外,世界知識出版社還編譯了一些叢書,包括國外外交官的回憶錄;一些退休的中國外交官員回憶錄;中國駐外使節外交生涯叢書;介紹外交外事知識的叢書等。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外交工作的領導人,近年來先后出版了各自的回憶錄,比較詳細地記錄了他們親歷的中國外交大事或外交經歷。這些與外交部組織編寫的《世界外交大辭典》和《中國外交辭典》等一起,為當代中國外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第三個階段是外交學研究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局面是經過引進消化而形成,外交實踐既是外交學研究的對象,也是中國外交學研究服務的對象。隨著中國外交領域的擴大,行為體的多元化,中國外交呈現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特點。與之相適應,外交學研究也具有類似的特點,涉及不同行為體和不同領域的各種形式的外交應運而生,對外交的不同方面或對各種形式外交的研究也多了起來。如外交思想、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文化外交、軍事外交、經濟外交、外交禮賓禮儀、衛生外交、主場外交、多邊外交、環境外交、首腦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種形式和領域的外交空前活躍,產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眾多類型或形式的外交中,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這與中國外交實踐的發展關系密切。2004年,中國外交部設立公共外交處,后來升格為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如今,中國有全國規模的公共外交學會,一些地方政府設立地區性的公共外交學會,不少大學設立公共外交中心,如吉林大學設立公共外交學院。這些努力都有力推動了中國公共外交的研究。國內媒體和學術界發表的關于公共外交的文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在中國學術期刊網中,以“公共外交”為主題進行搜索,該數據庫最早收錄的一篇文章發表在1958年。從1958-2000年,中國學術期刊網每年收錄以公共外交主題的文章不到十篇,2001-2008年,該數據增加到100篇以上,2009年超過200篇,2010年為475篇,2011年為699篇,2013年最多達到894篇,隨后文章數量開始小幅度減少,2014年為838篇,2015年為822篇,2016減少到755篇??梢哉f,公共外交的研究勢頭已經超過對外交學的研究,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外交學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外交學最早是從國際法分離出來的,但是,后來由于受美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影響,中國的外交學研究越來越被看作是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部分,與國際法學科漸行漸遠。國際法研究的很多問題都與外交學有密切聯系,也產生了不少優秀的成果,但很少受到外交學與國國際關系領域的關注,兩者之間的溝通也不多。2016年,菲律賓將關于南海諸島的爭議訴訟到海牙國際海洋法仲裁法庭,顯示了外交與國際法之間的密切關系。


外交斗爭需要國際法,國家法學界對國際法在中國外交領域中的地位有了新認識,中國國際法學會所在地——外交學院于2016年創立《外交與法律》的學術期刊,試圖在外交學與國際法的溝通和交流方面搭建起一個平臺??紤]到外交學與國際法之間的淵源,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期待的動向。但與所有學術研究一樣,這個嘗試能否成功,不僅需要學界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中國外交實踐中國際法意識的增強和對國際法的重視。


田:您認為當今外交學繁榮的原因是什么?


張:當今外交學之所以能夠繁榮,既有大的國際環境的原因,也有中國自身的原因。從外部來看,國際上形勢的變化是外交學繁榮的主要原因。如蘇聯的解體,國際形勢的緩和,消除了東西方冷戰國際格局對外交這種和平手段利用的限制;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新興力量的崛起,更多的國家獲得獨立,外交行為體數量不斷增加;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合作需求的增加以及國際組織在解決國際議題方面作用日益突出,等等。在新的環境下,外交手段有了更多發揮作用的機會,世界更期待使用外交手段,而非軍事力量來解決國際上的分歧。


國際格局變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要素,是美國地位的變化和美國對外交的重新認識。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后仰仗超強的軍事實力,在落實對外政策的過程中頻繁使用軍事手段。美國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政治上更加被動,最終導致其實力下降。


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軟實力”和“巧實力”的概念。有學者指出,這個概念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對外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有問題,需要修補”。這里說的對外政策的設計和實施正是外交,是對美國在國際上強調實力、忽視外交做法的反思,是對外交本質的回歸。軍事手段的無能,實力的下降,客觀上導致了對和平外交手段的倚重。外部環境的變化給外交發揮作用提供了契機,迎來了外交學的復興。


在國際研究學會(ISA)1996年圣·迭戈年會上,一些研究外交學的學者提議成立外交學研究分會,次年該分會正式成立。外交學分會成立后,積極推動從事外交學研究的學者在國際研究會的主要期刊上發表關于外交學的論文,出版相關外交學專著,并在此基礎上于2006年創立了專門研究外交學的學術期刊——《海牙外交學研究》。


外交學研究在國際上的復興給中國外交學的興起提供了外部條件,中國自身的變化是外交學在中國興起的根本原因。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外交逐步改變了原來被動應付的局面,中國外交越來越主動,外交活動越來越活躍,對外交外事人才的需求增加,開設外交學專業的學校和招收外交學本科專業的學校在增多,研究外交的學術群體在擴大,關注外交學的人越來越多,這推動了中國外交的研究。


一個可喜的現象是,以前國際上多數外交學研究者對中國并不了解,在研究中也很少關注中國的外交實踐。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活躍,中外學術交流更加頻繁,國際上一些研究外交學的學者受邀到中國進行訪問或進行學術交流,中國學者也開始走出國門,參加相關學術活動,促進了中外外交學界的互動和交流。由此,中國學者對國外外交學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也開始將中國外交納入他們的研究視野,重視中國外交的實踐和經驗。這也是促進中國外交學學科繁榮的原因之一。


田:中國外交學研究有哪些特點,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或學派?


張:中國外交學研究雖然有百花齊放,但并無百家爭鳴。有學者認為,中國外交學已經形成了流派,如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趙可金在詳細梳理了中國外交學研究的狀況后提出,“外交理論研究在中國發展迅速,并形成了傳統派、特色派和非傳統等流派”。這種看法有其自身的邏輯,是國內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


我不認為中國外交學的研究已經形成所謂的學派。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國際研究學界就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或外交理論。學派的形成不僅需要主觀意愿,而且需要有代表性的機構和學術陣地,以及代表性的團隊和代表性著作來宣示和證明,這是一個客觀過程。如果能夠稱為學派,與其他學派相比也要有顯著特點。從這些角度看,中國至今尚未形成在國內具有共識并被國際上所公認的“中國學派”或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如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說有中國特色外交學理論的努力尚未成功,自然也更談不上形成學派的研究群體內部的不同流派了。具體到外交學的研究,研究成果不少,但簡單重復的多,創新觀點少,有些將同一個觀點發在不同的文章內,也有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章中表達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觀點,更談不上學派。


田:有學者認為,中國研究外交學的學者群體存在采用廣義和狹義外交學概念進行研究之分,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張:中國研究外交學的學者群體確實存在采用廣義和狹義外交學概念進行研究的顯著區別。所謂廣義的外交學概念,是把外交與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對外政策等國際研究當作一回事,將國家之間關系稱之為國家間的外交關系,把國際關系史當作外交史,把一個國家的對外關系稱之為該國的外交,把對外政策決策當作外交決策等。簡單地說,凡是與國際掛鉤的就是外交。


狹義的外交是把外交學看作“以國家對外行使主權的外交行為這一領域所特有的矛盾為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研究國家實行其對外政策的實踐經驗,并探索外交行為規律的學科”。從理論分野的角度看,華爾茲把國際關系理論比作市場理論,把對外政策理論比作公司理論,那么,外交學理論應當就是銷售理論。它們之間聯系密切,但研究對象有顯著不同。


在進行外交學的研究時采用廣義外交定義概念,從理論上講有一定道理。因為外交、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三者之間曾經是可以通用的。外交包括傳統的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朗曼現代英語詞典》認為,外交學就是“有關國際關系的科學”。對外關系或對外政策的總和也常被稱為外交,對外政策也被稱為外交政策;國際關系史也被稱為外交史。如早期蘇聯學者主編的國際關系史就以《外交史》命名,美國的學術雜志《外交史》等也是國際關系史。如趙可金在根據國際關系理論的流派梳理和歸類中國國內外交學研究的分野時提出,“面對歐美豐富的外交理論成果,中國外交理論一直被籠罩在西方外交理論的陰影之中”。因此,與其說是中國外交學界已經形成不同的理論流派,不如說是中國學者在學習和追隨西方,特別是美國不同國際關系理論流派而形成的分野,很難說這是中國外交學研究的流派。


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少數人認為,作為一個學科深入發展,外交學的研究需要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形成獨立學科體系,這是科學發展的規律。任何學科的發展都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即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領域越來越窄,學科劃分越來越細,進而產生一些新的分支學科。如科學分出來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隨后化學又分離出有機化學和無機化學等。


當然,一個分支學科的深入發展需要借助其他學科的成果,因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又需要跨學科的研究,這就催生了諸如生物化學和物理化學等跨學科領域。沒有分支學科研究的深入,就不可能有跨學科的產生,正如科學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學科區分,就不可能有物理化學、生物化學或生物物理一樣,跨學科研究需要建立在每一個分支學科深入發展的基礎上。雖然外交學與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對外政策聯系非常密切,但作為一個學科,外交學的研究要發展就需要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狹義的外交學是以落實國家對外政策的外交實踐為對象的學科。


按照薩道義的理解,外交就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之間的官方關系,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與附庸國之間的關系,或者簡單地說,是指用和平手段來調節和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薩道義對外交的這種界定強調了外交的三個要素:一是“智力”或“機智”的運用,二是“國家相互關系”或“國與國之間外交事務”的處理,三是方式和手段必須是和平的。尼科爾松轉引《牛津英語詞典》的解釋說:“外交就是用談判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關系;是大使和使節用來調整和處理國際關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業務或技術?!边@個概念突出外交是一個過程、方法和手段。


國內外交學教材和權威的詞典對外交的理解多依據薩道義的概念,強調外交是主權國家的特權,是采用和平手段對國家關系的處理。外交受國際關系格局的限制,是對國家間關系的處理,但外交不是國際關系。外交是落實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眾多手段或工具中的一個,但外交不是對外政策?!皩ν庹撸晳T上多稱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進行對外活動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方針和行動準則。它是由各國政府中央決策機構根據國際形勢和戰略格局的變化而制定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利益和一定時期的戰略任務,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對外政策是由最高領導人制定的,外交則是由職業外交人員來落實的,兩者屬于一個過程的不同階段,雖然聯系密切,但研究對象有所不同。


從狹義外交學的角度看,外交決策(diplomatic policy)是一個不科學和不嚴謹的概念。薩道義在界定外交的概念后就提出,“外交這個詞雖然在英語中存在不到兩個世紀,可是它曾遭到濫用或被混淆。比如說,有時它被用作對外政策的同義詞。但對外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由外交家們”。外交的任務是用和平方式落實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國際外交學界普遍認為,“外交部的根本工作就是收集、估計和溝通情報,”具體包括“搜集、分析和傳播”信息,提出“政策建議”“搜集和儲存信息”“政策傳遞”,提供“服務”和“管理”職能。中國學者也認為,外交部和外交部部長是“專職的外交執行機構和執行者”,而不是決策機構。當今中國外交部的職能也都局限在這些方面。


因此,外交并不制定對外政策,外交和對外政策是國際研究的兩個不同學科。實際上,在美國的國際研究學會下屬的對外政策分析分會和外交學分會差不多是同時產生,只不過前者是在比較對外政策分會的基礎上改名而成,后者則是適應冷戰后形勢發展的需要而新建立的。約十年后,兩個分會都創辦了各自的期刊作為其學科陣地,前者是《對外政策分析》,后者是《海牙外交學研究》。如果從狹義的外交概念出發,把外交與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分開,中國遠沒有形成外交學研究的中國學派,更沒有不同的學派。


田:中國外交學研究領域出現這種分野的原因是什么?


張:這種分野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學術團隊和師資隊伍的角度來看,由于中國以前沒有外交學專業,國內從事外交學研究的大部分學者,包括新設立外交學系高校的大部分師資,學術背景多是歷史、國際關系或國際政治。一定程度上說,這是跨學科研究的優勢,但從學科本身的發展看,影響了外交學學科的定位。


其次,對外交學研究采用不同概念,或側重點不同,反映了中國外交或國際關系研究的不同傳統。狹義的外交研究是歐洲的傳統,或美國以外的西方傳統;廣義的外交學研究是美國的傳統。外交學產生于歐洲,隨著歐洲體系被推廣到世界各地,其外交傳統也被擴展到各個國家。中國早期(民國時期)學習和效仿的對象是西歐,比較重視外交與對外政策的區別。當今美國以外的外交學界都遵從薩道義對外交與對外政策的區別。如尼科爾松也說,對外政策旨在確立國家的目的,但“外交不是一種目的,而是一種手段,不是一項宗旨,而是一種方法。外交是落實對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近期出版的兩本外交學手冊都專門討論外交與對外政策的區別和聯系,更有外交學研究者則強調,弄清外交與對外政策之間的差異,是“外交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發展最基本的條件”。


采用廣義外交學研究的學者繼承了美國的研究傳統。傳統上美國人總將外交與腐敗的歐洲聯系到一起,把外交看作歐洲欺負其他國家的“骯臟手段”,對外交有一種成見。美國是仰仗軍事實力,憑借兩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機會登上世界舞臺并成為霸權國家的,這樣的歷史促成美國依靠軍事實力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兩極格局中,超級大國對國際政治的壟斷,再加上議會外交程序復雜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外交在美國政治中價值的貶低和外交學研究的衰落。


冷戰期間,美國處理國家間關系需要的是戰略家和博弈理論家而非外交家,權力政治和戰略研究成為國際研究的主流,主要依靠“實力、脅迫、情報等現實主義資源,而很少依賴外交技巧和說服等軟實力資源”。在國際研究非常發達的美國,外交通常被用作治國方略(statecraft)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的同義詞。實力政治的主導地位壓縮了使用外交這一和平手段的可能性,外交自然也就只能成為國際關系的陪襯。近年來,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追隨美國,采取廣義外交視角把外交當作國際關系的一部分?;煜饨慌c對外政策的差別,把外交當作國際關系的一部分,或者把兩者當作一回事,是中國國際研究學界深受美國傳統影響的體現。


田: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張:中國的外交學研究有兩個悖倫,看似相互矛盾,但又密不可分,嚴重制約中國外交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第一個悖論是把外交學神圣化和泛化。所謂將外交神圣化,是因為概念不清而把所有涉外事務都當作外交,把對外事務或對外政策翻譯成外交,把對外事務部或外務部翻譯成外交部,強調“外交無小事”外交是主權國家的行為,只有央府從事的涉外活動才被稱為外交,其他的涉外活動都只能被稱為外事,等等。概念上的混淆和認識上的習慣給外交蒙上了神秘的面紗,外交議題被過度政治化,成為敏感的議題,多數人對一些議題諱莫如深。這種傾向限制了對外交的學理思考和對外交現象的客觀研究。


所謂將外交泛化,就是凡涉及國外或對外交往的活動都被籠統稱為外交,外交的泛化導致外交學成為一個容易出名曝光的顯學。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經濟外交、軍事外交等不同形式和領域的外交應運而生。這種趨勢雖然使外交學研究的面鋪得越來越大,但似乎并沒有推動外交學研究的深入。以當今外交學研究中最為突出的公共外交研究為例,當前中國的公共外交學會、學院、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熱衷公共外交機構如雨后春筍。這種現象的一個后果是,不少人認為政治(外交)關系不好,或者國家形象不好,通過公共外交,借助媒體手段努力包裝,一切都可以好起來,違背了外交的本質和規律,其結果往往并不理想,甚至往往弄巧成拙,適得其反。針對外交學研究泛化的狀況,國外學者提出,“我們必須停止對創造‘新型’外交的迷戀”。有學者提出,“如果什么都是外交,那么外交什么也不是。一個概念不斷擴大最終將變得毫無意義,”呼吁“真正的外交站起來!”


第二個悖倫是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兩張皮”和“混為一體”外交學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外交談判、調停和斡旋、外交調研與辦案、領事保護與外事管理、外交制度乃至外交禮賓和禮儀等,都是外交學中實踐性很強的內容。離開了外交實踐,外交學科學建設就很可能成為空中樓閣。外交學歷史上的大家,如格勞秀斯、黎塞留、卡利埃、威克福、薩道義、尼科爾松等外交學領域的巨擘,既是歷史上外交活動的實踐者,也是外交學的思想家。


在中國的外交學研究中,存在著學者和實踐者之間相互脫離的問題。中國既沒有學者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旋轉門”也缺乏實踐者與理論工作者有效溝通的渠道。學者沒有實踐經驗,大多數外交學研究不免有太多的知識分子紙上談兵之氣。而實踐經驗豐富的外交工作者,很少或很難將自己的經驗升華到理論高度。如前述的外交學理論著作和教材,以及有實踐經驗的外交人員的回憶錄之間,鮮有互相借鑒的內容。另一個切身體會的例子是,請一些具有外交實踐經驗的資深外交官做兼職教授,講授外交學。大部分能夠講授一些親身經歷、珍貴的逸聞趣事,也可以分享自己的非常有價值的體會和感受,但若期待他們把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則是一個過高且不符合實際的要求。


這個悖論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外交學術界與政策制定者之間的聯系太密切。與西方國家研究相比,中國多數所謂從事國際研究的學者,特別是自認為從事外交學研究的學者,多喜歡從事規范性的政策研究,特別是那些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問題智庫、從事國際研究特別是外交研究的學者中,熱衷于政策解讀,而相關政府部門喜歡那些能夠將政策包裝成研究成果,以學者方式按照內宣思路對外宣傳的人。結果是研究者或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或研究客體混為一談了,制約了學術意義上理論的產生。這些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就很難有自己的理論。


當然,這種悖論是國際外交學界與中國外交實踐面臨的眾多類似問題的一個縮影。如在當今的國際外交學研究領域,一個共識是外交在復興,但隨著外交形式越來越多,外交的內涵和外延都在變化,對外交概念的把握更加復雜,到底外交是什么越來越不清楚了,因此,外交也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中國外交實踐中,外交工作越來越重要了,中國外交也越來越活躍,但外交部的地位在下降;中國越來越多地融入國際社會,卻越來越強調中國外交的特色和風格。中國外交學研究所面臨的這些悖論是當代外交學發展時代特點的反映。


田:目前,國外外交學研究的進展如何?


張:當前,國外外交學研究很活躍,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新特點或新趨勢,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外交學復興是由小國主導和推動的。這是外交學研究中最明顯特點。雖然美國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但引領和推動當前外交學研究發展潮流的主流并非美國學者。例如,1996年,在國際研究協會(ISA)圣地亞哥年會上提出倡議、推動設立外交學分會的主要學者是英國人夏普(Paul Sharp)、荷蘭人梅里森(Jan Melissen)、以色列人科恩(Raymond Cohen),美國前外交官斯坦普爾(John Stemple)和戈德斯坦(Erik Goldstein)等。10年后,他們創立了專門研究外交學的學術期刊——《海牙外交學研究》,該刊編輯部一直設立在具有外交傳統的小國荷蘭,兩位主編分別為梅里森和夏普。近年來,外交學研究領域出版的代表外交學發展最新成果和基本趨勢的三本書分別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牛津當代外交學手冊》《全球化時代的外交:理論與實踐》和《賽格外交學手冊》三本書的編者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而是具有外交傳統國家的學者,他們是當今外交學研究的主力。


歐洲小國學者是當今外交學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如2004年賽格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外交》文選,分別是《外交理論》《外交歷史》和《當代外交的問題與議題》。這套叢書梳理和挑選不同階段國際上關于外交學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成果:第一卷介紹和回顧關于外交研究的關鍵性問題,包括外交的概念、淵源、功能、理論等問題;第二卷內容是三百年來外交的演變,包括從“舊外交”到“新外交”發展變化的歷史;第三卷集中探討在新的環境下外交的變化、連續性、面臨的挑戰等,也包括對外交復興與危機之間的爭論、新的非國家行為體在外交中的地位、當代外交的方式和方法等。這套書出版十年來,外交學的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產生了一批新成果。2013年,該出版社再次出版四卷本的《國際外交學》,收集和編輯了過去十年外交的發展歷程及當今外交學發展的成果。每一卷都集中于外交學研究領域的新的方向,第一卷為《外交制度》;第二卷為《多元文化下世界的外交》;第三卷《多元主義的外交——行為體的變化,領域的發展和新問題》,第四卷《公共外交》。


這種狀況與外交在他們國家政治中的地位或國家對外交的重視程度密切相關,小國因為實力有限,在國際上沒有太多的武力可用,因此只有依賴外交,也就重視外交。這些國家政府對外交的重視帶動了學者對外交學的研究,學者的研究反過來又進一步服務于這些國家的外交實踐。這些國家力量雖小,卻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的作用。當前,外交學研究中幾個具有影響的項目,如“未來外交”、“整體外交”和“數字外交”等,都是由小國外交部資助的。


外交學研究的陣地也不在美國,具體來說,在這些學者中有兩個中心或兩個主要流派:一個是以西歐、北歐小國為中心,成員包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一些學者,代表作是《全球化時代的外交:理論與實踐》《賽格外交學手冊》等;另一個中心是工作在加拿大的一批學者,這些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多數曾經是外交官,一般都有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工作的經驗,在離開外交實踐后致力于外交學的研究。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反對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而是主張對一切分歧和沖突都使用外交的手段,其代表是《牛津當代外交學手冊》。


第二,就外交的議題而言,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外交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傳統外交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上的,是為落實國家對外政策、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在不斷加強,利益相互交織。在處理眾多的全球性問題的時候,如氣候變化、全球衛生、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動員必要資源的權威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但是問題的根源、規模及解決問題的潛在方法和手段都具有跨國性,有些是地區的,有些是全球的。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國際合作來共同應對,全球治理就是在沒有全球政府的情況下對全球的管理,或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合作解決問題的一種安排。治理包括規則(法律、規范和行為規則)及由各種不同的行為體(國家、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的實體)共同(正式或非正式的)處理事務的機構和實踐。全球治理需要更多行為體通過和平方式參與、溝通和談判,也就是需要通過外交方式實現目標。


全球治理為外交發揮作用開辟了一個新的領域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對傳統的職業外交提出巨大挑戰。從外交作用的前景來看,全球治理推動多邊外交的更加活躍,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傳統多邊機制的作用在增強,全球合作的需求也促成更多新的全球多邊外交機制的產生,如“20國集團”、“金磚國家”首腦會晤機制、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氣候變化會議、核不擴散峰會等。這些多邊機制受到關注的是首腦會議,但每個機制內部都有多個層次的磋商機制,這推動了多層次或多軌外交的興起,而且每次多邊首腦會議期間,都有各種民間的抗議聲音和活動相伴,這些民間力量逐漸被看作是當代外交新的行為體。對傳統外交制度的挑戰表現為,外交議題的專業化對外交官的專業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產生了跨職業的外交(transprofessional diplomacy)。隨著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斷增強,全球治理和外交已成為外交學研究的新熱點,包括牛津大學在內的多所歐洲大學設立了全球治理與外交學碩士項目,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設立全球治理創新研究中心。這些項目和中心的學者多是從事傳統外交學研究的人員。


第三,對外交概念理解有了新發展。全球治理中對外交的需求是外交學發展趨勢的一個集中體現,但外交學研究或外交本身在全球治理之外也經歷著變化。隨著外交形式、領域和行為體的增加,國際外交學界對外交的理解已經不再強調其作為國家政策手段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強調過程。


從目的上來看,外交仍然被理解為落實對外政策、追求國家利益的工具,但越來越多的外交學研究者認為,外交的目的是建立可持續的世界和平與秩序,外交就是一個尋求利益結合點、化解分歧、建立關系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代表”“溝通”和“談判”三個主要功能。例如,國內學界一般用利用經濟手段實現外交目標或利用外交手段追求經濟目標來界定經濟外交,對很多其他形式的外交也都是按照這種思路界定的。但是,國際學術界把經濟外交理解為在經濟領域通過和平方式溝通、交流和談判取得結果的過程。按照這樣的理解,傳統上被認為是經濟外交主要手段的制裁和援助都不再被看作是經濟外交。


第四,外交學研究中對外交行為體的認識在擴大。雖然主權國家仍然是外交的主要行為體,國際主流的外交學研究已經不再將外交的行為體局限于主權國家。多數學者認為,外交也發生在不同群體、民族、社會之間,這在非傳統外交領域表現得尤其顯著。例如,在衛生領域,一些非國家的基金會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資金捐獻已經超過主要國家,世界衛生大會已經多次討論非國家行為體在外交領域的地位和作用。根據這樣的形勢發展,比較廣泛被引用的衛生外交的概念認為,“全球衛生外交是指政府和非國家行為體為了提高全球健康,試圖通過協調和策劃旨在提高全球健康水平的政策解決方案的實踐”。


第五,外交學研究視角多元化。傳統的外交學是從國際法分離出來的一個學科,現在不少學者把外交學當作國際關系的一部分。近年來,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外交學研究更多地與社會科學的不同理論結合起來。比較新的方法是借助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視角,重新看待和認識外交行為。這些視角把外交學當作人類社會交往的工具過程和手段,而非僅僅是主權國家落實對外政策的工具。這樣就把外交學的發展歷史追溯到更遠的時代,如早期外交學的研究一般把外交追溯到古希臘,但現在的外交學研究往往被追溯到更早的兩河流域,人類學家把外交學的研究追溯到有人類活動開始。社會學理論則從社會演變或社會關系角度看待和研究外交學的發展歷程和新的發展趨勢。


田:根據國際上外交學發展的趨勢,您如何看待中國的外交學未來的發展前景?應該如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學理論,或者如何實現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外交學研究中國化的目標?


張:周恩來在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大會上說過:“我們一定要建立中國自己的外交學,系統的、科學的外交學?!崩鋺鹌陂g,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嚴重影響和限制了中國外交的發展,中國外交學學科建設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外交越來越活躍,但建立中國特色外交學理論的任務并沒有完成。2016年,戴秉國呼吁,“中國理應著手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思想內涵深厚的外交學理論體系”。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實現外交學的“中國化”,到改革開放以后提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外交學或國際研究學界面臨的重要任務。尤其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更加積極主動、外交日益活躍的情況下,這不僅是中國外交學學界所面臨的任務,也是國外交實踐發展的需要。


我覺得要建設中國特色的外交學或實現外交學的中國化,需要厘清兩個基本概念:第一,厘清對理論的不同理解或弄清楚要建設哪種形式的理論。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王緝思教授在梳理和比較中外學者對理論的理解后說,在西方“一項政治學理論應是試圖解釋社會現實的一個或一組命題”,“在中國的政治詞匯里,‘理論’指的是意識形態或指導行動的思想原則?!背诸愃朴^點的外交學院秦亞青教授稱前一種理論是“知識導向的理論,可以界定為一種理解世界的觀點,是知識創造和再創造的成果”,后者屬于“行動導向”的理論,可以“把理論界定為行動指南?!?/p>


兩種理論之間有密切聯系和內在邏輯,只有那些科學系統解釋了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才能成為行動指南的理論。如《辭?!吩诮忉尷碚摃r說,“科學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基礎上產生并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和證明的理論,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規律性的正確反映……科學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指導人們的行動?!敝袊詧猿竹R克思主義的指導,是因為它“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按照同樣的邏輯,能夠指導中國外交實踐的理論一定是能夠揭示、解釋和預測外交實踐發展規律的理論。


在中國當前的政治環境下,作為行動指南的理論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理論。中國并不缺乏這樣的理論:從“一邊倒”理論,到“三個世界”理論,再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以及當下的“新型大國關系”和“命運共同體”等,都具有政策和理論雙重功能和屬性。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它們既指導中國外交實踐,也指導中國的外交學和國際關系學者的研究。從對外政策與外交的關系看,這些理論都是以對外政策式的方式提出來的,中國外交是落實這些對外政策的工具和過程。


作為知識的創造者的外交學研究者,其研究對象“是以國家對外行使主權的外交行為這一領域所特有的矛盾為主要研究對象,也就是研究國家實行其對外政策的實踐經驗,并探索外交行為規律”。將外交工作者落實對外政策的外交活動,或他們在領導人提出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活動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總結規律,并提出能夠解釋這種實踐的過程,是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也是創建知識導向理論的固有路徑。只有這樣的理論才是外交學研究者的任務,只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才可以成為指導外交實踐的理論。


如果作為研究主體的研究者,把自己與研究對象即作為研究客體的外交實踐者混為一談,致力于對政策性理論的落實,不去對落實政策的實踐過程進行分析,就不能創造出知識導向的或者解釋和預測外交實踐發展規律的理論。換句話說,研究者不能在堅持或落實一種理論同時,去提出另一種指導實踐的理論。只有把中國外交實踐當作研究的對象,把外交人員和外交機構落實政策,或在理論指導下的實踐當作研究對象,把學理研究和政策研究分開,才能創造知識導向的理論。完成這種使命的困難在于,外交的政治性及中國外交學與政策的關系,很難把外交當作一種客觀實踐去研究。


第二,要處理好外交的共性與中國外交的特色問題。外交是對國家之間關系的處理,外交實踐具有共性或國際性,因此,外交學的研究必須有國際視野,突出外交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如人們所熟悉的晚清末期東西方秩序首次碰撞時所發生的禮賓禮儀之爭,就是外交規范的沖突。當代外交規范的發展經歷了從地區到全球、從特殊到一般的過程,形成了世界所有國家所普遍接受的基本外交規范。這些規范集中體現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等國際公約所確立的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中。外交是和平落實對外政策的手段,和平是外交的本質,是所有國家外交的共有特點,而不是任何國家外交的特色。任何國家一旦在落實對外政策的過程中放棄和平手段,就不再是外交手段。因此,和平是外交的共性,而不是任何國家外交的特色。


落實對外政策的外交具有共性或世界性。但是,社會制度和歷史傳統不同的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不同,在落實對政策過程中對外交手段的利用和依賴程度也不同,外交在不同國家政治中的地位不一樣,甚至對外交人員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也不一樣,也就具有了所謂外交的國家特色,但這種特色必須在比較后才能形成。例如,鑒于外交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多數國家對外交人員都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但有的國家會要求外交官辦理外交業務,必須要兩人同行;有的則規定大使在常駐期間必須經常到駐在國的不同地區進行考察,但必須一人單獨行動,不能有隨從人員。前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后者則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只有掌握了共性,通過比較才能顯出特性,顯示出不同國家的外交特色。


中國外交是落實中國對外政策的。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外交的國際性在增加。但中國外交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為了落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國外交需要有國際視野,也要堅持有中國立場,這就形成了中國外交的特色。例如,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中國領導人強調,“我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隨后《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人類歷史上傳統的大國外交有著本質區別。中國外交的‘特色’,主要體現在我國獨特的對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薄爸袊饨槐仨殘猿种袊伯a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我國對外工作來說,這是管根本的一條。中國外交不僅要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國夢服務,也要為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安全服務?!边@種特點只有在比較以后才看得更清楚。


每一個國家都具有不同的對外政策,這是形成不同國家外交特色的關鍵和原因。但是,作為知識導向、解釋現實規律的理論不能只解釋一個國家的外交實踐。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學或國際關系理論,絕不能僅僅解釋中國國際關系或外交實踐,而是要解釋所有國家的外交實踐。這就需要研究者對已有外交理論的掌握、消化,并根據形勢變化在揚棄傳統理論的基礎上創造新理論。趙可金認為,“外交學中國化必須堅持以世界外交發展的普遍規律為前提,不可能違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規律。相反,外交學的中國化,首先必須以主動接受和適應現代外交學的一般規律”?!皩⒅袊饨环旁谌蛲饨坏臅r空背景下,把中國作為一個普通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產生中國的外交理論?!边@是一種非常中肯的認識。


弄清楚知識導向理論和實踐導向理論的關系,明白外交的共性或世界性與外交特色的關系后,可以為中國外交學研究的未來發展方向提供一些啟示。作為落實中國外交理論的外交實踐者,作為落實對外政策的外交工作者,必須清楚中國外交的特色,否則就失去了中國立場和中國觀點。但是,作為把外交工作實踐作為研究對象和知識來源的創造者在進行學理研究、理論創造的時候,必須具有國際視野,與國際接軌。這里需要強調,與國際接軌絕對不是與美國接軌,向美國學習,而是要擺脫或減少美國國際研究的影響。美國憑借實力搞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忽視外交,是中國的批評對象而非學習對象。


中國要創造中國特色的外交學理論需要是向那些重視外交的國家學習,從外交學思想家那里尋求學理營養,否則,外交學理論建設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同時,外交學研究者也要密切關注當今外交實踐發展的趨勢和時代特點,關注不同國家的外交特色和風格,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思想內涵深厚”而且具有“和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外交學理論。從這個角度看,建設中國特色外交學理論這一任務仍然是任重道遠。




(責任編輯:lixue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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